簡介：

在《野火集》問世20年後，龍應台突然又像當年那個“小紅帽”闖入黑森林一樣，面對她所熟悉的混沌而微妙的局面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，似曾相識的一切又重現。不同的是，20年前天真的“小紅帽”，如今是華文世界一名久經風雨的堅定而睿智的公共知識分子，而這一次，她闖入的是21世紀初年的中國大陸，是歷史的進步、停滯、甚或倒退同時發生着的中國大陸。

如炬的目光，獨立的人格，使龍應台的文章讀起來氣勢磅礡，力透河山。

目錄：

• 輯一 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
• 輯二  你是否看見歷史裡的“人”？
• 輯三  從《野火》到《冰點》

內文摘錄：

• 為台灣民主辯護
  
  我們，華人世界
  
 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。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，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；我們隨手買份報紙，拿來就可以讀。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，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，因為，我們屬於一個“華人世界”，同時區、同語言、同文同種。
  
 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：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，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，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嚮往，成熟時，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，阻擋着我們對夢的追求。
  
  我們的夢，也很相似：傲慢的殖民者，走開；顢頇的專制者，下來；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。從北京到新加坡，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，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，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，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“仁慈”的異族殖民者，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；民主，遂承載着我們深重的期望。
  
 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，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，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，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：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，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；利用這個基礎，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，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，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，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，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，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。
  
  華人民主，行嗎？
  
 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：我們的國家或城市，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？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、血緣觀念、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，與講究社會契約、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？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？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？或者，以華人的公民素質，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？
  
 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，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。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？
  
  台灣政府在SARS其間的慌張混亂、上下扞挌，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屨及，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：處理危機時，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。即或不是處理危機，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，大開大闔，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“牛步”效率，也加強了一種印象：民主等於低效率。
  
  台灣國會裡相互嘶吼、打耳光、撕頭髮的鏡頭傳遍全球，國際社會引為笑談，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。民主制度裡可能有的弱點，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，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，譬如民粹好惡凌駕專業判斷，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，但是隨着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，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，以致於政治“台灣化”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、民粹化、政治綜藝化的代名。
  
  在這樣的背景中，我們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總統大選。像拙劣的警匪片：莫名的槍響、離譜的公安、詭異的醫療；像三流的肥皂劇：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、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、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；像不忍看的鬧劇：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，彷彿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。
  
 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：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，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。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着香港人說香港人“不夠成熟”，不能實施民主普選。對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，陷入焦慮。一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，“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。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，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，會使想註冊的人望而卻步，而部分註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。一次大戰後意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。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，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，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。”
  
  我們，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“荒腔走板”辯護？在“警匪肥皂鬧劇”裡，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？
  
 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
  
 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，一扇窗裡突然亮了燈。你看見窗格裡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，影像分明。但是，你看不見，也不可能知道，一離開那小小窗格，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。你的視角，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裡。
  
 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，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。在那方格裡，我們看見陳水扁舉着拳頭嘶吼，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，看見立法委員帶頭衝法院，看見打架、流血、絕食。在那一小方格內，我們聽見“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”、“為台灣人民擋風、擋雨、擋子彈”、“衝進總統府”等等充滿煽動煽情、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。
  
  可是，你不能不知道：窗格後面，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。
  
  縱深之一：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，勝敗都等4年一決；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？是華人文化裡缺乏理性嗎？
  
  不，是階段的不同。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兩百年的實踐經驗，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，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面。台灣民主，從解嚴的1987算起，只有短短17年。兩黨所爭，不是政策，而是核心價值之爭，屬於文化認同、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。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，意義不同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。別忘了，美國為了對於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，是打了仗、流了血的。奴隸制度，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；為了核心價值，人，是可以義無反顧的。
  
 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，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，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、被偽造的歷史，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。殖民的日本、威權的國民黨、集權的共產黨；文化的日本、文化的中華民國、文化的古老中國――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，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，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。未來怎麼走取決於過去怎麼解釋，那麼過去怎麼解釋？不同來歷的台灣人――福佬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、外省人，因為集體經驗不同，痛點不同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，對於“台灣應該是什麼”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。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，才能得出共識，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；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，就沒有公民社會。
  
  如果你知道，尋找、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；如果你知道，台灣人在經過50年日本殖民、40年軍事戒嚴，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，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“把自己理清楚”；如果你知道，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，自由第一次來到，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，17年中沒有軍事政變、沒有流血暴動、沒有強人獨裁……你會怎麼說呢？
  
 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裡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，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：50萬人上廣場，心中怒火狂燒，可是行為理性溫和，秩序井然，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，卻又堅定不移。另外可能也有50萬人，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，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，不衝上街去叫囂對抗。3月27日可以說是台灣“新公民運動”的開啟。更何況，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，人們血脈賁張，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；我們沒有看見暴民，沒有坦克，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。
  
  是的，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，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。
  
  民主在生活裡
  
  在那一小方格裡，很多人以為：那就是民主了，選舉投票、國會爭執、萬人抗議，很聳動，很刺激。你或許羨慕它：我們，門兒都沒有。你或許排斥它：太亂。
  
  可是我想告訴你，不，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。民主真正的意義，在那小窗格以外，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裡。
  
  是民主，使台灣變了。政府機構、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；庶民歷史重要，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；族群意識高漲，弱勢的權力――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，得到平等保障；市民參與政府決策，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。如果說，民主政府的效率低，是的，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，很費時間。可是，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，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？
  
  民主，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，隨時可以出國，不怕政府刁難；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，不需要有特權；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帳；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，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份；民主就是，不必效忠任何黨，不必討好任何人，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；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，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；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
  說謊；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；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，因為它不是賜予的。
  
 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，它是生活方式，是思維方式，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、舉手投足的修養，個人迴轉的空間。這，在小方格窗裡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裡的混亂失望，不要忘記，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裡，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裡。
  
  被“綁架”的感覺
  
  我無意說，台灣的民主很成熟。不，它很幼稚，充滿缺陷，因為它先天不足。
  
  國民黨當權時，我曾經覺得自己是“被綁架的人民”。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，覺得抬不起頭來。他沒有我的背書，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。
  
  當時並沒有想到，有了民主之後，我仍然是個“被綁架的人民”。4年來，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，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，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，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，但是他，對全世界代表了我。
  
  被政客“綁架”的感覺，不好受。
  
  可是，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：
  
 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“中國妖魔牌”而贏得權力，但是他有民意支持；不管怎麼驗票，比4年前多出150萬人投票給他。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，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：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、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，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。這種痛苦越深，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。政績可以一塌糊塗，誠信可以疑雲重重，政策可以出爾反爾，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，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，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，同仇敵愾。對政績、誠信、政策的質疑，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，都可以被當作“賣國”標售，因為中共的威脅，實實在在，就在眼前。
  
 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“綁架”的，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。
  
  戴着防毒面具跳舞
  
  台灣的民主，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裡想要長得正長得直，像戴着防毒面具跳舞，像穿着防彈衣游泳，像綁着腳鍊賽跑；而你說，17年太長？台灣民主是個“國際笑話”？
  
  我說，17年太短；我說，台灣的民主不是“國際笑話”，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。我說，台灣人很了不起。
  
  2004年的大選，是民主退步嗎？或許，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，被嚴重懷疑。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？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，進一步退兩步，退一步進兩步。進退轉折之間，走勢向前，就是進步。2004年的台灣，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。但是在野黨，如果沒有熱情理想、沒有革新衝勁，因而消滅，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？執政黨，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，因而被迫謙虛懷柔，難道不
  也是一種獲得？
  
  這些日子，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。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，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。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，歷史的悲情、族群的撕裂、中共的威脅，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，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：悲情可以奪權，如何執政？族群撕裂可以煽情，如何癒合？與中國的關係，完全失去信任，如何對話？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，何以治國？
  
  民主，其實就是維持清醒，不間歇的與強權的角力。對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：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，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？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，重建反對力量？理性、寬容、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，如何從草根培養？
  
 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，但是他需要鼓勵，更需要理解。在40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，在500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，面對新的強人上台，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1933和義大利的1922，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，從有到深沉，沒有勇氣，沒有毅力，是做不到的。華人世界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，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，同時，深思你自己的處境，讓我們彼此扶持吧。
  
  寫於2004年台灣總統“槍擊案”後1個月
  原載於2004年4月15日香港《明報》

作者簡介：

龍應台——1952年出生於高雄縣大寮鄉，1974年畢業於台南成功大學外文系，後獲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博士學位，曾任教於美國、台灣、德國多所大學。1999年至2003年春為首任台北文化局局長，現任教於香港大學及台灣清華大學。